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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改革与宪制:“八二宪法”及其演进逻辑

【期刊名称】 革命、改属相相克革与宪制:“八二宪法”及其演进逻辑【副标题】 一种政治宪法学的解读【作者】 【作者单位】 【分类】 【中文关键词】 “八二宪法”革命;去革命;改革关键词 摘要;新的宪政设计【期河北省四级联考刊workon年份】 【

【期刊名称】 革命、改革与宪制:“八二宪法”及其演进逻辑 【副标题】 一种政治宪法学的解读【作者】 【作者单位】 【分类】 【中文关键词】 “八二宪法”革命;去革命;改革;新的宪政设计 【期刊年份】 【期号】 5 【页码】 907 【摘要】

本文基于政治宪法学立场,在百年中国宪政历史的脉络中,阐释了“八二宪法”的复调结构、改革属性以及演进逻辑。“八二宪法”的颁行既在于拨乱反正,又在于为改革开放提供宪政结构,因此内含着多重逻辑,特别展现为革命与去革命的二重奏以及主权的三重肉身,正因为如此,“八二宪法”实际上是去革命的改革宪法,四个修正案充分展现了改革宪法的属性以及内在演进逻辑,并旧瓶装新酒地内化出一种新的宪政设计。

【全文】【】
今年是“八二宪法”颁布三十周年,“八二宪法”是中国改革史中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以经济先行的常态国家建构具有了正式的宪法基础,同时也正式开启了改革时代法制建设的大幕,设定了法制建设的合法性基础和边界。然而,这又不是一次孤立的、与传统彻底断裂的创新事件,而是在政治决断和根本法意义上对“五四宪法”甚至《共同纲领》的一种结构性的回归。正是在具有回归内涵的改革进程中,新中国的法统才具有了宪法上的连续性和正当性,改革才始终在相对保守的改良主义轨道上前进,而没有演变成再一次的激进主义革命。自“八二宪法”始,中国赢得了三十年的改革建设稳定时期,迅速在经济、社会、民生、法治等诸多层面形成了某种“中国经验”,且颇具规模化和结构性意义。然而,这毕竟是一部“改革宪法”,[1]一部在执政党领导权体制下的宪法。“八二宪法”在序言和总纲中写下了内涵极其丰富的宪政民主制度要素,但其条理化、程序化和制度化进程并不显著。[2]“改革宪法”已然确立了“宪法出场,革命退场”[3]的理性逻辑,并且承诺了对法治国家与人权保护的追求,但其政治理想和权利蓝图依然离我们的实际生活很远,群体性事件与维稳体制的相互刺激与恶性互动时时提醒着我们关于中国宪政的制度现实。百年共和的宪政转型还有待时日,历史三峡之关键隘口横亘国人面前。[4]
一、宪法序言与历史叙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建立是百年中国近现代史乃至千年中国历史的一大制度创举。[5]因此,伴随着这一崭新的现代政制的构建,立国者们必然要通过一部宪法来予以政治性的证成,尤其是用一个宪法序言来申明或宣示其制宪建国的法理基础。这一宪制举措,不仅中国如此,西方一些现代国家也是如此;不仅中国共产党人如此,中国国民党人也是如此。例如,美国宪法序言虽然不足百字,但却高屋建瓴地为美利坚合众国奠定了宪法的根基;[6]至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序言更是将法国宪法与人权宣言相连接,奠定了法国宪法的精神基础;[7]而苏联1977年宪法序言则洋洋洒洒数百字,从诸多方面为其塑造的国家宣示了一种宪法的法理学理据。[8]关于现代中国的宪法,首先是第一个宪法文本,即《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虽然序言非常短,但如果我们把《清帝逊位诏书》视为中国的另外一个宪法文件,则可以把握其宪法的序言性质以及制宪建国的古今之变的意义。[9]我们再看国民党的宪法,从1931年《训政时期约法》到“五五宪草”再到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这些宪法也都有序言,其内涵无疑是将孙中山三民主义作为国民党制宪建国的总纲。至于蒋介石如何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涉及毛泽东的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演变。[10]但就国民党法统来说,它的宪法也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宪法序言,其担负的使命也属于现代宪制的政治性证成与宣示的范畴。
因此,就宪法形式来看,对于任何一个曾经经历着一场伟大的巨变才建立起现代国家的后发国家来说,宣示一种何以建国的宪法序言,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据说现代宪法学亦有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宪法序言学,即专门以宪法序言为研究对象。[11]本文虽然无意涉足宪法序言学,但我认为,研究“八二宪法”离不开对其序言的解读,或者说,任何一种对于中国现代宪法的研究或解读,都不能脱离序言而孤立地言说其宪法内涵。[12]那么,究竟如何看待“八二宪法”序言呢?关于这一点,似乎宪法学界已经形成了一种主导性的通说,即认为这个序言以历史叙事的方式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建国历史,构成了一个有关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建国的宪法法理学。对此,张友渔、王叔文、许崇德等老一辈宪法学家有过相关的论述,延续着他们的理路并进一步予以西方学理化加工的学者,是陈端洪与强世功。[13]
对于上述观点,我是大有质疑的,虽然我主张政治宪法学,并且认为宪法序言是中国宪法的一个核心内容,其与宪法其他部分构成一个有机性的宪法结构,但我并不认同他们对于宪法序言的革命激进主义的阐释。关于政治宪法学,我一直强调存在着一个左和右的重要分野。[14]在我看来,包含着四个修正案的“八二宪法”,其序言的核心理念并非单纯的革命主义以及革命至上的历史叙事,而是隐含着一个复调的革命理念,即革命与去革命化的双重内涵。因此,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宪制,就不能仅仅从宪法序言的革命逻辑或激进主义的革命宪法来理解,而是应该从作为国家领导者的共产党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演变,以及包含在宪法序言中的革命与去革命化的复调结构来理解,进而对于这个“八二宪法”序言的历史叙事,也同样不能仅仅从革命正义的视角来理解,而是应该从革命建国到法治国家的转型正义来理解。总之,“八二宪法”序言以及历史叙事,蕴含着中国宪法的双重政治宪法之结构,是一个复调结构,其中有关制宪建国与历史正义的革命与去革命之宪法理念,是中国现行宪法的枢纽,是一个行进中的宪制机体。
上述复调结构其实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变革的历史遗产,置入历史的场景加以审视,也并非稀罕之物,百年中国立宪史多次重复了这个政治宪法的逻辑结构。例如,辛亥革命以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就是一种激进主义的革命建国宪法,而随后的《清帝逊位诏书》则是对冲了这个革命宪法,致使中华民国有了一个共和立宪的十年历程。[15]此后伴随着共和立宪的失败,中国大地又产生了新一轮的革命潮流,五四新文化运动、国共两党的国民革命以及北伐战争,继而加上蒋介石的叛变革命,国民党的立宪建国也是在革命主义的热潮中大显身手。只是到了抗战胜利之后的《中华民国宪法》(1947年)才规划出三民主义的宪政路线图,试图用宪政安顿革命以及军政、训政之党制国家,[16]但显然为时已晚,最后败走台湾一隅。中国共产党1949年的建国开始了新一轮革命主义的宪制构建,其发凡依然是更进一步接纛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旗,尤其是“五四宪法”,把中国建制立国之法统与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相交接,纳入世界社会主义的革命历史运动之中。[17]
显然,“五四宪法”序言具有非常强烈的革命宪法的精神底蕴。与这个革命理念相关联的显然是革命主义的历史叙事,所谓革命建国、战争、牺牲以及革命成果、江山重整等。有关上述革命建国的历史叙事,作为胜利者无疑是要大书特书的,因为这个革命有着其枪杆子的武力之“力”以及革命之“理”,即用枪杆子推翻反动的旧制度的法理,但这个法之理从哪里来呢?对于建国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攸关的正义问题。好在贯穿着这个“五四宪法”序言的历史叙事,通过革命、牺牲以及未来憧憬,通过一个叙事结构,很巧妙地置换了法之理的问题,即通过革命叙事的陶醉,来证成一个基于武力(枪杆子与战争)的国家正义。对此,我们要回到毛泽东的建国论述,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他这样写道:“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 [18]由此可见,按照这套逻辑,革命本身就是道理,革命有理,革命有功,革命付出了先锋队以及人民的牺牲,寄托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指向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样,作为革命成果的国家,其需要一个章程加以规范,就是宪法,这样的宪法,其革命性是首要的和核心性的。
但是应该指出,如果一味强调革命主义,那么其实是不需要宪法乃至国家制度的。革命论就其主旨是反国家的,也是反宪制的,革命成功之后经由无产阶级专政阶段,最终进人到无国家的共产主义,这是《共产党宣言》的明确宣示,但马克思后来还是写了《法兰西内战》,列宁写了《国家与革命》,尤其是斯大林还强调社会主义宪法。所以,革命主义在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也要进行国家建设,需要社会主义法制与国家宪法。毛泽东说需要一个章程,这个作为章程的宪法势必要有所规范,即对于革命政权进行权力配置,对于人民进行统治。所以,即便是“五四宪法”序言,其革命性也不是绝对的,而是蕴含着一种规范革命的宪法意义。因此,在“五四宪法”序言及其结构中,在革命主义的大旗下,依然有些许安顿革命成果的宪制内容及其规范指向。
考察中国共产党的宪制史,如果说起革命主义的狂飙时代,应该是文化大革命。这个时代创制了两部宪法(以宪法修改的形式),即“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说起来,这两部宪法才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结构性体现,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宪法表述,其中的核心精神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断革命论、永远革命论,在两部宪法的序言中均有明确体现。作为宪法序言的政治思想渊源,则来自毛泽东的相关激进革命理论。[19]
毋庸置疑,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及其宪法表述,是现代历史中的革命激进主义之极端化与经典型的体现,按照这套不断革命乃至永久革命的逻辑,革命建国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敌人是不断被制造出来的:过去是蒋介石反动派以及三座大山,1949年之后则是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以及牛鬼蛇神,还有新老帝国主义。因此,要不断斗争下去,要开展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乃至心灵的革命斗争,要搞阶级斗争,要创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激进主义的逻辑就是如此。至于宪法,最好是没有,有了也要打破砸烂,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无法无天”,像红卫兵小将那样勇往直前,或者是制定一个宣示不断革命的宪法—以“七五宪法”为典型。
从历史主义的视角来看,中国的“八二宪法”就是在上述这样一个革命激进主义的背景下开始构建的。因此,要理解“八二宪法”序言的去革命或终结革命的宪法理念及其政治结构,必须置入这个结束文革的政治大背景。具体一点说,要置入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当时的时代精神氛围之中。我们知道,早在“八二宪法”制定之前,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随后作出了以毛泽东问题为重点的历史决议,即《》。这个全会以及历史决议的中心思想就是结束文革,恢复法制,重建社会与政治秩序,其中的要点是清除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根源,即极端的政治革命论与阶级斗争论。为此,中共中央决定重新修改宪法,“七八宪法”没有完成这一新的历史任务,所以才有“八二宪法”的出炉。[20]都拉黑名单了,还接个P
秉承上述中国政治变革大势,我们来审视这个宪法序言,就会发现,虽然其依然保持大量的革命主义的历史叙事,但其骨子里却是去革命化的。即修宪者们试图通过这部宪法来终结革命,至少是终结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结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休止的政治运动,重新恢复社会秩序,从事国民经济建设和日常政治秩序建构,因为文化大革命已经严重破坏了社会,致使“国民经济到了濒于崩溃的边缘”。
为什么在有了党的决议之后还需要制定一部宪法来终结文革的革命激进主义呢?这里就涉及一个现代国家的组织构架问题。虽然共产党作为领导者领导人民创建了现代的人民共和国,并且实质上起着国家组织者的体制功能,但是,现代国家毕竟是一个人民的共和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因此,这个国家必须创制自己的人民宪法,使人民成为主权者,而党最终只能是人民的代表者,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先锋队,其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国家恪守奉献之责。因此,党的文件和决议乃至党章,从形式上说只对党员具有约束力,体现着党的意志与决断,而与国家无关。要终结革命,必须完成一个从党的决议到国家意志和决断的转换,其表现方式就是付诸于宪法,尤其是宪法序言。当一部国家宪法在它的序言中宣示其终结革命,进而确立其作为根本法的地位时,就不仅仅是一种党的意志的转达或表述,而是转变为人民的意志和决断,成为人民的公意,因此对于全体公民便具有了约束力,即它体现着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抉择。[21]这就是为什么每次重大的党的代表大会形成决议性文件之后,都要启动修宪的程序,进而修改宪法,把党的意志转化为人民的意志。我们看到,“八二宪法”的历次修宪,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立宪史中具有前所未有的意义,其实质就在于它以宪法的形式,通过宪法序言和结构,完成了一次宪法变革,即终结革命主义的狂潮,开始从非常政治转向日常政治。[22]
当然,作为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以及通过艰苦卓绝的武装起义、阶级斗争、战争和暴力而建立起的共和国,其终结革命的宪法性质并不可能一下子立马完成,尤其是这个共和国还经历了从“五四宪法”到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动荡和关于革命与去革命的反反覆覆之转变。所以,即便是“八二宪法”序言,依然笼罩着一种革命的话语和历史叙事,这是共产党国家的合法性根源。但是,我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只是看到这一个方面,而要洞察另外一个方面,即其诉求终结革命的一面。这种革命与终结革命的双重逻辑,构成了“八二宪法”序言以及宪法结构的复调性质,即“八二宪法”是一个复合的宪法结构,既包含着内在的张力,又具有某种统一,由此也就构成了改革宪法的新的合法性与动力。如果仅仅是革命一种法源,那么就不可能进行改革开放,[23]甚至要回复到文化大革命的宪法体制。
如果说革命与终结革命及其张力关系是贯穿“八二宪法”序言的两种宪法理念及逻辑,那么,从“八二宪法”的制定到现行的包含着四个修正案的宪法序言及其作为政治宪法的结构,大致可以梳理出一条运动的变革轨迹,这个变化又可以视为我所谓的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的转型。也就是说,中国宪法在三十年的宪制实践中,实际上不是僵硬不动的,而是充满着变化运动的;不是没有效力的空洞摆设或意识形态的虚假说辞,而是有着重大的政治宪法的效力的,是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宪制结构以及国家性质的。只不过它还不是以司法化的形式发挥宪法效力,而是以政治化的形式发挥宪法效力,而这恰恰是转型时期的突出特征。[24]我认为,从总的趋向来看,宪法序言及其历史叙事,三十年来经历四次修宪,可以说是呈现了三个阶段性的结构性变迁。
首先,在革命建国的已有宪制下,注入了终结革命的法制本性,通过法制化的宪制来维系和守护革命的成果,并防范极端革命的政治动荡。例如,关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民主集中制等,这些本来就是《共同纲领》乃至“五四宪法”的既有部分,陈端洪将其概括为所谓的五大根本法的中心内容,这些宪法制度是序言中的历史叙事所承认的。“八二宪法”序言的真正意义在我看来并不在此,其并不在于重申这些根本法,而是在于其实质内涵的修正。所以,序言中强调的是去除不断革命论,不搞阶级斗争绝对化,改无产阶级专政为人民民主专政,强调人民当家作主,实行民主集中制度,并且首次宣示宪法作为根本大法,任何个人、组织均不得凌驾于宪法之上。[25]简而言之,去除革命激进主义(文化大革命),确立宪法权威,恢复民主集中制,组建国家政府以及公检法体制,确立人民代表大会的国家最高权力体制,用宪法体制终结革命委员会体制,作为根本大法构建社会与政治、经济秩序,这是序言的第一个阶段性成果。其次,沿着上述序言的终结革命的逻辑,在四个修正案中,宪法序言逐渐加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个代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这表明革命宪法的色彩逐渐褪变,一个法治主义与人民代表的国家宪制开始作为宪法的目标。[26]最后,在宪法序言进一步加人了和谐社会与中国文明复兴以及中华革命传统等内容,这表明现代中国的主体性开始与传统相联系,具有了文明的法统传续的蕴含。[27]据此,关于革命叙事以及革命建国的合法性开始寻求一种转变,即改变革命主义历来的反传统立场,虽然还是羞羞答答的,但文明道义的承载需要正视传统,由此引出了另外一个有关革命的深层问题,如何看待古今之变的革命建国,如何守护这个国家的文明道义。
总之,通过审视宪法序言以及历史叙事的三个阶段性的变迁,我们可以从三十年的历史演进中发现,这里实际上是一个在革命的红色旗帜下,一种终结革命或去革命的宪法理念在逐渐增长起来。如果说红色革命可以建立一个国家,但它不足以守护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制度构建,所遵循的逻辑无一例外的是“宪法出场,革命退场”。通过宪法守护革命的成果,这才是革命建国的正果。例如,英国、美国均是如此,乃至国民党的党国也是如此。否则,就会出现无休止的政治动荡,革命不断,直至革命导致其国家体制的覆灭,于是从头再来,反反覆覆,血流成河。法国大革命、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革命极端主义的现实写照。[28]“八二宪法”序言以及历史叙事,显然是为了免除悲剧的重演,通过历次修宪制定出来的宪法,其最核心的不是陈端洪所谓的五大根本法,而是确立宪法之为根本法用来终结革命。当然,作为革命党,其自我的宪法否定不可能一步完成,所以要不断修宪,不断用制度坐实去革命的力量和结构,所以才有三个阶段性的宪制举措。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诉求旧瓶装新酒的宪法拟制,是一种去革命的“复辟”。问题在于,这样一种静悄悄的“复辟”或“革命”(这里所谓的革命是对于革命的革命),或改良主义的“改革宪法”,对于一个革命党来说,究竟是否可能呢?
二、“八二宪法”作为“改革宪法”:结构、演进与困难
本文在此所说的“八二宪法”,包含着四个修正案。或者说,今天我们纪念“八二宪法”三十年,其实隐含着它作为现行宪法的基本架构,是作为现行宪法来看待的。我们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在没有宪法基础上的改革开放,而是一直在宪法的框架之下进行的,这就从宪制上有别于文革十年,乃至“五四宪法”后的十年。但是,当我们审视中国改革三十年的进程时,会发现一个很大的宪制吊诡,即一方面,就实质来说,三十年改革开放所依据的法理是通过“八二宪法”才确立下来的去革命化的宪法精神,其中的保守性成分与建制依然浓重;但另一方面,就内容来说,改革开放又呈现出一步步的突破“八二宪法”的具体条款乃至框架结构,逐渐建立起一个新的宪制结构,这可以从涉及31个条款的四个修正案展示出来。[29]可以说,“八二宪法”确立了改良主义的宪法定位,但这个改良主义又是对于自我的修正,是逐渐突破自己的改革,先立后破,而不是先破后立,立字当头,破在其中,这便是“八二宪法”被视为“改革宪法”的基本特征。
(一)改革宪法的复调性:革命与去革命
为什么把“八二宪法”视为“改革宪法”呢?我认为这不仅是由于这部宪法一直伴随着改革的进程,内在地纠缠于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的宪法话语,而是通过一种把党的意志与决断转化为宪法的机制,从而成为国家与人民的意志与决断,并且通过一套作为“政治宪法”的结构,致使改革开放具有了宪法意义上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所谓宪法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依据的并不是枪杆子与笔杆子,而是宪法结构以及这个结构所蕴含的力量。但是,问题也正是由此产生,即这个宪法结构以及力量又不是简单地基于宪法的实施,而是恰恰表现为不断对于现行宪法的某种突破或违背宪法的某些具体条款,并不断通过实际上的违宪以及程序上的修宪来予以完成的。“八二宪法”之制定从本质上就是为了能够使其得到不断的改变,是作为改革宪法,而不是作为稳固宪法而制定出来的。但是,三十年不断突破宪法或某种意义上的不断违宪,却因为“八二宪法”的去革命化的政治特性而并没有产生剧烈的政治、社会或宪法上的革命,并且有效地防止了文革式的革命宪法的回潮。这种既能够容忍改革乃至违宪又能够抵御革命回潮的政治宪法结构,才是“八二宪法”的最值得关注的本性,也才是它作为改革宪法的本性。
从正常的宪法运行机制来看,所谓改革宪法是一种荒唐之事,所谓既制定了宪法又是为了改变宪法,这就不是宪法,因为宪法制定就是为了实施,而且是不折不扣的实施,并尽可能予以稳固下来,并且通过司法审查,制止任何意义上的尤其是基于公权力的违宪行为,如果需要修改宪法,可以通过修宪程序,启动修宪等。上述宪法学观点,对于一个常态宪政主义的国家来说,无可置疑是应该如此的,但是对于中国的“八二宪法”体制,却不可能如此,因为它有一个历史的前提,那就是去革命化。它的任务是完成宪政转型,而这个转型又不能通过革命,而是一种改良主义,是改革,是一步步完成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的宪制转型。因此,这样一个转型宪法必然包含着内在的吊诡或张力,惟其如此,才能够达到其指向的宪政主义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可以被解释为一部“临时宪法”,一部类似于国民党宪制图景中的训政宪法。[30]如果说,革命宪法遵循的逻辑是毛泽东的大破大立,破在当头,立在其中,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那么改革宪法则是小立小破,立字当头,破在其中,而且它认为大破不可能有大立。所谓疾风骤雨、摧枯拉朽式的革命宪法不是宪法,而仅仅是革命,是造反。宪法是确立,是巩固,是终结革命的制度建设。但是,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建设比革命更为不易,因为它需要审慎的改革,是革自己的命,而且是改良主义的静悄悄的革命。所以,邓小平一再指出,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当然,他所谓的改良主义的革命与毛泽东的革命具有本质性的区别。
正是基于上述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转变的背景,“八二宪法”才不仅在序言中宣示了去革命化的蕴含,而且还通过构建一个宪法结构来实现这个“革命一去革命”的宪法精神。这个结构也使得我们把“八二宪法”视为一种政治宪法的结构。为什么称之为“政治宪法”而不是“法律宪法”呢?这是由这部宪法所具有的政治性决定的。在我看来,革命宪法和改革宪法都属于政治宪法,这也是其不同于一般宪法或宪政宪法的地方。一般宪法虽然也具有政治性,最终也是一种政治意志和决断的产物,是人民制宪的结果,但这个政治性随着宪法之产生而退场,政治性退居幕后,宪法律成为宪法的主要内容,宪法律构建的宪制结构塑造了一个日常的规范主义的政治法治状态。[31]政治宪法与此迥然有别,它依据的是非常时期的政治状态,诉求的是人民的制宪权与立宪建国的政治意志和决断,付诸的是与宪法律不同的宪法或根本法,在此政治性压倒宪法性或法律性,具有绝对的优势地位。对此,施米特给予了清晰的论述,指出宪法创制的政治基础与人民制宪权的根本属性,据此可以从理论上追溯到法国思想家卢梭和西耶斯。[32]
但是,在我看来,施米特的宪法理论的二分法虽然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但仍然是十分片面的,甚至是独断的。因为施米特强制性地区分了两种宪法体系,并且把宪法和宪法律以及相关的非常政治与日常政治对立起来,而且过度张扬了政治宪法之政治决断、人民公意和敌我斗争的地位与意义,严重忽视了日常法治状态的规范性与司法性的价值与意义,而且还具有另外一个弊端,那就是机械地把两种宪法制度对立起来,忽视了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的转型,从宪法的意志决断到宪法律的规范形式的转变,不懂得一个成熟的宪制体都需要经历这样一个转型,即从革命宪法到规范宪法的宪政主义演进与转变。宪法的精神不是敌友无休止的对立和斗争,不是革命与战争的政治上的你死我活,而是化敌为友,是一个从革命到反革命,从“力”到“理”的历史主义转变。[33]从革命有功到规范有理的宪制变迁,而这恰恰是改革宪法的使命。我认为要理解“八二宪法”,没有施米特的二分法的视野是不行的,因为没有这个视野就没有办法理解革命、战争、暴力与人民意志的政治性蕴含,没有办法理解中国革命建国以及共产党领导人民用枪杆子打天下的成果。但是,如果仅仅是套用施米特的二分法也是不行的,是不可能理解“八二宪法”的。因为马上打天下之后还要坐天下,还要治理天下,从事国家宪制的常态化建构。而这个宪制就不能还是一味革命有功造反有理,不能像毛泽东的文革宪法那样坚持不断革命论,极端地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而是要建设一个日常法制状态,搞民主宪政,搞权利保障,反对官僚主义和权力专制,搞司法审查、人民监督,构建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与和谐社会,以及文化传承,接续传统,复兴中华文明。这样就必须进行改革宪法的续造,或进行宪法改革,要去除革命的暴力,要讲理,讲宪法之理,塑造一个宪法结构,让宪法的政治性退居幕后,催生宪法的规范性。通过一种宪法结构,真正做到宪法出场,革命退场。所谓改革宪法就是这样一个改良主义过程中的宪法,因此其具有“革命一去革命”的复合性或复调性。革命者要主动革自己的命,革命的反革命。[34]这对于权力的拥有者来说,无疑是极其困难的事情。所以,改革才称得上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革命”。
(二)改革宪法的结构:政治宪法的视角
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个改革宪法作为政治宪法的结构。“八二宪法”乃至包含四个修正案的现行宪法,作为改革宪法,也是一种政治宪法,这个宪法的结构是什么呢?关于这个结构,青年宪法学者田飞龙博士提出了一个很有洞见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宪法(“八二宪法”及现行宪法)是一个三种主权代表叠合的复合架构:“何谓‘政治宪法结构’?我将之界定为人民主权(宪法之‘道’)在“八二宪法”上的三个‘肉身’:基于真理的党的领导代表制十基于程序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十非代表制的参与民主制。”[35]这里,关于党的领导,曾经被陈端洪视为第一根本法,宪法序言将之作为“四项基本原则”之一予以明确表述;[36]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一直被视为形式上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宪法总纲中有明确的表述;[37]关于非代表制的参与民主制,这里有着一个重大的变迁,首先是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以及当今的各种民主参与机制。不过,我这里要提出的是,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曾经在中国制宪史中发挥过极其重大的作用,国民党时代的“旧”政治协商会议,转变为制定《共同纲领》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具有准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我们的国体之所以是共和国,与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作为制宪建国的主体机制有着根本性的联系。[38]
问题在于,田飞龙博士很好地客观描述了这个主权在民的三个“肉身”机制,但它们各自的原则,以及三者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尤其是如何在宪法中体现出一种基于历史主义的演进路径及其内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正当性)等,并没有予以明确而系统的揭示和论述。而在我看来,这些问题更为根本,与政治宪法学所关注的政治宪法之结构性问题更为密切,也是我们理解和阐释中国宪法最为困难的问题。
1.作为领导代表制的“党的领导”
先来看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团体,自己有党章,而且与时俱进,每次共产党的代表大会都会修改党章。但是,作为宪法中的“党的领导”,其宪法学意义是什么呢?“leadership”的宪法含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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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法宝联想【共引文献】
晓梁 存伟《政治与法律》1982年第1期
吴云溥 刘洪林《政治与法律》1983年第1期
王芳《法学评论》1983年第1期
王薇《当代法学》1999年第5期
巩献田《当代法学》1999年第4期
陈肇彬 李继勇《法律适用》1987年第2期
刘政《政治与法律》1991年第4期
王观强《法律适用》1987年第11期
《法律适用》1987年第10期
于浩成《法学杂志》1985年第6期【相似文献】
王申《法学》2002年第2期
张文显《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3期
检察改革的理论与实践课题组《法学》2001年第3期
崔勤之《法学杂志》2000年第2期
葛志伟《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徐国忠《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高扬捷《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江平《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林建伟 肖平《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郭泽保《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作者其他文献】
《中国法律》2009年第2期
《中国法律》2009年第3期
《政法论坛》2005年第2期
《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4期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北大法律评论》2003年第2期
《交大法学》2012年第1期【引用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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