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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让人也是债权让与通知的适格主体

【期刊名称】 受让人也是债权让与通知的适格主体 【作者】 , 【作者单位】 , 【分类】 【期刊年份】 【期号】 35【页码】 69 【摘要】

债权让与通知属于民事法律行为,应适用民法关于意思表示的规定。受让人通知的,只要让与人意思表示真实,通知到达债务人时生效。

案号一审:(2(015)渝一中法民初字第00231号二审:(2016)渝民终94号

【全文】【】 【案情】
原告:许永梅。
被告:重庆市大足区公路局。
2014年5月26日,河北奎鹏交通设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奎鹏公司)与大足区公路局签订供货协议,约定:供货协议项下货款总额为5903250元,付款方式为经检测合格后支付全部货款的50%、余款在检测全部材料合格后一年内付清。
2014年8月6日,奎鹏公司向大足区公路局寄送了委托书,内容为:奎鹏公司根据业务需要已在重庆设立分公司,全权代表奎鹏公司处理重庆地区的防护栏业务的相关事宜,现委托陈友林为奎鹏公司代理人,处理本次采购的所有结算问题。并恳请大足区公路局将此项目的履约保证金款项仅支付到指定账户。
2014年8月20日,大足区公路局将2951625元货款付至奎鹏公司重庆分公司账户。
2014年8月21日,奎鹏公司向大足区公路局发出了结算账户告知函,载明请大足区公路局按照约定的时间将剩余另一半货款付至奎鹏公司重庆分公司账户,强调未经奎鹏公司重庆分公司及其授权代理人直接通知并书面确认,不得以任何理由(如转借贷、债权转让等)向任何第三人付款。
2014年9月21日,许永梅与奎鹏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给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一、截至2014年9月21日,奎鹏公司拥有对大足区公路局的合法债权金额为590万元;二、奎鹏公司自愿将590万元无偿转让给许永梅以抵销对许永梅的应还款590万元;三、奎鹏公司依法转让债权后,许永梅依法取得对大足区公路局的债权及从权利。奎鹏公司于本协议签订之日将所有债权合同、债权文书及凭证等相关法律文件原件交于许永梅,同时奎鹏公司向其债务人大足区公路局出具书面债权转让通知书。
2014年10月10日,大足区公路局签收了来自寄件人为周梅凤,寄送日期为10月8日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内容为奎鹏公司于2014年9月21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现将奎鹏公司对于大足区公路局的债权590万元转让给许永梅,且注明该通知为不可撤销通知。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2014年10月13日,许永梅通过特快专递的方式向大足区公路局发出了书面催款函,内容为奎鹏公司已经将其对大足区公路局的590万元债权转让给许永梅,并依法通知了大足区公路局,现许永梅已经依法取得该笔债权,请大足区公路局在接到此函后尽快向许永梅支付590万元。
2015年2月4日,大足区公路局将货款余额2951625元支付至奎鹏公司重庆分公司账户。
【审判】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法律效力。”按照法律条文的理解,通知债务人的义务主体应该是债权人。结合本案,债权转让人是奎鹏公司,债权受让人是许永梅,而本案向债务人大足区公路局送达债权转让通知书的是周梅凤。周梅凤既不是债权人也不是债权受让人,其向原债务人大足区公路局送达债权转让通知书,不符合法律规定,奎鹏公司与许永梅的债权转让行为,对原债务人大足区公路局不产生约束力。重庆一中院判决驳回许永梅的诉讼请求。
许永梅不服一审判决,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重庆高院二审认为: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的“通知”应适用民法关于意思表示的规定,其效力的发生应适用意思表示的到达主义规则,奎鹏公司作出意思表示后,该意思表示以债权转让通知书为载体经周梅凤而到达大足区公路局,应发生通知的法律效力。在该民事法律行为实施过程中,周梅凤是意思表示的传达人而非表意人,其法律地位是民事主体实施民事行为的辅助人,故原审判决仅以债权转让通知书系周梅凤送达为由认定该债权转让通知对债务人大足区公路局不发生法律效力是错误的。重庆高院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
重庆一中院一审重审后,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重审一审后,双方当事人未提起上诉。
【评析】
债权让与,指不改变债权的内容而将它转移于他人的合同。债权让与实际上是债权转移的一部分,债权转移根据原因的不同,分为基于法律规定的债权转移、基于裁判命令的债权转移以及基于法律行为的债权转移,债权让与则属于基于合同这一法律行为的债权转移。债权让与对于保证资金的流动性、债权回收和催收以及债权担保具有重要意义,各国对此都有规定,我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到第八十三条规定之。然而,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并未明确通知主体以及通知方式,实践同案不同判现象较为明显,理清思路较为必要与迫切。
一、受让人是合同债权让与通知的适格主体
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民法总则明确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债权让与合同属于典型的附条件生效合同,债务人的通知是债权让与对债务人发生效力的关键。之所以如此规定,无外乎债权让与合同因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合意而发生债权转移的效力,这一效力天然地不为债务人或者第三人知晓。为避免债务人误为清偿而蒙受损失,以让与通知作为保护受让人和债务人的程序性设置。债权让与的通知主体,法律以及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规定,导致实践中形成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坚持文义解释方法,认为债权让与通知主体只能是让与人。如果允许让与人之外的第三人为通知,受让人的自利倾向难免有虚假通知频发之虞。债务人难以轻易识别通知内容的真伪,债权让与真实性无法有效保障,除非债务人另外询问债权人,这必然增加债务人的负担,并使法律关系混乱。
第二种观点坚持合同目的的解释方法,认为即使坚持文义解释方法,只能得出让与人是债权让与通知的主体,但无法从条文逻辑得出受让人不是债权让与主体的结论。因为民法作为私法应该坚持“法无明文禁止即许可”的一般原则,更何况民法亦允许代理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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