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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重整程序中的信息披露

【期刊名称】 破产重整程序中的信息披露 【作者】 , 【作者单位】 , 【分类】 【期刊年份】 【期号】 34【页码】 21 【全文】【】

一、重整程序信息披露的理论基础

重整程序作为挽救企业最有效的法律制度,在企业陷入经营危机、难以为继时,可以让企业重焕生机,实现企业财产价值的最大化。然而,在破产程序中企业处于非正常经营阶段,债权人对企业信息需求增加,但企业信息主要由债务人掌握,信息不对称的冲突就此加强;在企业进入破产阶段以后,其剩余资产价值利益完全归属于债权人,由于债务人的相关人员不再承担企业的运营风险,此时债务人企业的控制权转移给债权人;在破产重整程序中,涉及的主体除债务人的相关人员外,还有企业出资人以及涉及其权益的重整投资人。由于重整投资人与原有债权人地位不同,因此其获得企业信息的权利来源来自于对其知情权的保护。

(一)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即一方拥有另一方所没有的信息,这一现象无论在社会、政治还是经济生活中都普遍存在。可以说,有信息存在的地方就会存在信息不对称。[1]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信息中蕴含的价值越来越高。一般而言,获得有价值信息的多少就决定了获得利益的多少。[2]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危害在宏观上主要体现在不公平的交易或者竞争,在微观层面上则容易通过影响个人行为选择进而影响私人利益格局。以委托关系的建立为例,如果信息不对称发生在委托关系建立之前,代理人拥有对委托人不利的信息,那么代理人就可能通过独占此信息在签订合同时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如果信息不对称发生在委托关系建立之后,代理人则可能通过有利信息损害委托人利益。

在破产重整程序中,虽然管理人由法院指定,但是在确定管理人之后,管理人接管企业,此时债权人作为企业事实上的最后收益人,债权人和管理人就存在事实上与委托关系(也有理论认为是信托关系)相类似的法律关系。在债务人向管理人移交企业之时,信息不对称的冲突加大,债务人的经营者出于逃避自身经营不善的责任或者为其他目的,往往不愿意将企业真实信息和盘托出。在这种情况下,管理人想要了解企业真实信息往往要大费周章,承担对债权人的信息披露义务更是力不从心。债务人企业和股东及其控制人、债务人企业和债权人、管理人和债权人以及相关的利害关系人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委托关系,也必然存在不同程度的信息不对称,因此需要信息披露制度来确保相应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得到保障,获得足够的信息避免自身陷于不利地位。

(二)控制权转移理论

在企业的正常运营中,企业的控制权由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掌握,由于债权人的收益是由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合同约定来保障,因此对于企业的资本运营状态、负债情况等一系列的信息不一定有太多了解。虽然我国公司法中规定了公司的信息披露规则,证券法也规定了上市公司的强制信息披露,但两者规定的都是相关主体在企业正常运营状态下的信息披露义务,笔者在此要讨论的是在破产程序中也即企业非正常状态下的信息披露义务。

对于企业经营的真实情况,债权人在满足自身利益的情况下,缺乏对企业信息深入了解的动力,同时也缺乏多样化的了解途径。然而,在企业进入破产程序也就是企业非正常运营模式时,此时债权人的利益难以简单通过合同得到保障,对于企业的运营状态也有了解的需求。在企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以后,大多数情况下企业都是资不抵债,也即企业的资产利益实际上已经属于债权人,因此,企业重整成功将在整体上使债权人的价值最大化,而企业重整失败的风险也将由债权人来承担。在企业进入重整程序直到重整计划通过的时间之内,企业一直在持续经营,控制权行使的内容除企业的经营外,还包括企业因重整再生而新生的一切内容,这些内容恰恰是企业正常经营时的各类契约中所未能明确分配的,在性质上都属于契约中所剩余的权利,这些权利应当分配给风险的承担者——债权人。[3]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在企业进入重整程序后,已经不再有给自身带来收益的可能,同样也就失去了承担企业经营风险的动力激励。而债权人原来依靠合同保障收益的依托已经丧失,为了确保自身权益不再继续受损,不得不承担起企业经营的剩余风险,对企业经营的控制权也自然转移到债权人手中。[4]债权人要实现对企业较为全面的控制,也就必须对企业的相关信息有足够充分的掌握。只有在充分掌握相关信息的基础上,债权人才能作出基于完全意思表示而成立的行为选择。由于债权人在企业正常经营阶段并没有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债务人此时为自身利益又有极大可能隐瞒信息,信息披露制度在此情景下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知情权保护理论

知情权是指相关权利人享有的对关系其切身利益的信息有知晓的权利,而相关义务人有及时通知及披露的义务。知情权一般分为公法知情权和私法知情权。私法上的知情权多指具有平等地位的主体之间所享有的权利。随着社会分工细化以及商品结构和服务信息的复杂化,具有平等地位的交易主体之间经济地位的差别却越来越大,这样就存在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给对方施加不利影响的可能,权利受到损害的一方就有了积极作为来获取信息的需求。“对于任何权利,都必须有可能说出何种作为或不作为将构成对它的侵犯,如果没有此种作为或不作为可以证实,那么就不存在一项权利。”[5]知情权随之发展成为从单纯的消极权利逐步转变为权利人请求获得信息的积极权利。

在破产重整程序中,各方主体所掌握的债务人信息本身即存在不对称,在债务人企业进入重整程序后,企业剩余资产利益最终归属于债权人,债权人除通过债权人会议行使权利外,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破产法司法解释(三)》〕明确赋予单个债权人查阅参与破产程序所必需的债务人财务和经营信息资料的权利。重整投资人作为重整程序中的重要主体,其知情权的唯一法理来源就是与债务人签订的重整投资协议。债务人或管理人信息披露义务的履行情况,不仅是投资人作出是否参与重整程序之决策的重要前提,亦是重整投资协议中具体条款设计的重要依据。[6]除重整投资人及债权人外,债务人的出资人也是重整程序中不能忽视的主体,重整程序涉及对债务人的出资人股权调整、身份变动等其他直接利益变动,但由于企业此时已经处于债权人事实控制之下,出资人获得企业信息的权利来源也即平等主体中权利受影响一方的知情权需求。

二、重整程序中信息披露的义务主体

(一)管理人

管理人是信息披露义务的当然主体。自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并指定管理人之日到管理人向人民法院递交重整计划执行的监督报告之日,管理人都承担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具体而言,在债权申报确认阶段,管理人应当对申报的债权编制债权表,债权表和申报材料应当供利害关系人查阅;在重整期间,若管理人为管理主体,则需提交重整计划草案,并在债权人会议上对草案作出说明并回答询问;在重整计划的执行阶段,管理人应当在监督期满后向人民法院提交监督报告,利害关系人有权查阅重整计划的监督报告。从法律的规定可见,我国企业破产法对管理人披露义务的规定过于笼统和原则,既没有规定披露的具体内容,也没有规定权利人在申请披露之后披露的期限。这就导致在实践中,管理人在面对债权人信息披露要求时,常以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或者不属于管理人义务为由予以拒绝。管理人作为重整程序重要参与方,需要对企业的相关财务及经营状况信息有全面的掌握,同时还需要对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和法院负责。管理人在重整程序中不仅需要掌握企业信息,还需要代表债务人企业参与诉讼、仲裁程序,工作任务已是十分繁重,如若对于任何债权人及利害关系人的信息披露要求都一一满足,不仅会极大地加重其工作量,也不利于重整程序的顺利进行,因此,应当对管理人在重整程序中承担披露义务的具体阶段和内容加以明确,在保证债权人及利害关系人知情权的同时,又可避免过度增加管理人工作量,增加重整程序的成本,影响重整程序的效率。

(二)债务人及有关人员

债务人对企业信息的掌握无疑是最全面充分的,由债务人提供信息是最便宜的,同时也是出于公平和效率的考量。但是,由于破产法只规定了债务人向管理人和法院的披露义务,并没有规定这些信息需要向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披露,这就导致债务人向管理人和法院递交企业相关信息后不再提供其他信息。同时,由于我国企业破产法规定债务人及有关人员仅指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及经人民法院决定的企业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人员(企业破产法第十五条),这就导致某些掌握信息且应承担信息披露的义务主体逃避了法律义务,信息披露制度可能失去实际效用。在实践中,债务人企业信息分布具有不均匀性,债务人的董事和实际控制人以及企业的普通雇员掌握的企业信息也应是债权人知情权的重要来源。由于没有规定董事等企业实际控制人的信息披露义务,往往间接导致董事等企业控制人员侵占公司财产乃至携款而逃,或者隐瞒企业财务困境的事实,欺骗新的债权人,将新获取的贷款不当处置,从而也相应减少了旧债权人的清偿比例等问题。[7]要解决上述问题,除应当明确债务人具体的信息披露内容以外,还应当适度扩大债务人信息披露义务主体。英国破产法中规定,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主体包括现任以及曾经的负责人、公司发起人、正在公司工作的人以及接管人认为能够提供所需要信息的人。[8]日本破产法规定,当破产人为法人时,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其理事、董事、执行官、总管、监事以及清算人,破产人的雇员在得到法院许可时也应承担披露义务。[9]因此我国不仅要明确债务人的信息披露贯穿破产程序的全过程,同时可以借鉴日本破产法的规定,明确将债务人企业的普通雇员和曾经的普通雇员以及企业曾经的法定代表人、企业曾经的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纳入义务主体范围,以此来确保信息披露的充分性、全面性和准确性。此外,考虑到股东特别是控制股东在我国企业中的重要作用,也应将其列入信息披露义务的主体范围。[10]

(三)其他主体

有观点认为,重整投资人也应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主体。考虑到若企业存在长期的投资价值,那么重整能否保留企业的经济法律实体、保留企业的营运价值,重整投资人的许多信息对于债权人作出决策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因此认为重整投资人应承担信息披露义务。笔者认为,在重整程序中,债权人更多关注的是重整方提供的清偿率及其自身的清偿能力,对于其他信息并不十分关注,而清偿率等信息本就是重整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没有将重整投资人列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必要。相反,重整投资人应当作为信息披露义务的权利主体参与重整程序。

人民法院是重整程序的主导者,同时也对管理人的履职行为负有监督职责,但法院本身不适宜作为信息披露的义务主体。从现实情况来看,我们应当在现有法律规定之下,强化人民法院的监督管理职能,对于债务人和管理人应当向债权人及利害关系人披露的信息,人民法院应当督促其履行。在某债权人诉管理人责任纠纷案中,债权人认为管理人没有对债权的真实性、合法性形成书面审查意见并附在债权表之后,债权人会议上也没有将债权申报材料提供给上诉人查阅,会后债权人要求查阅债权申报材料,管理人都以债权材料没有准备好为理由,推诿不予查阅。再审法院认为,管理人不向债权人提供须查阅信息的,债权人可向债权人会议或者债权人委员会提出监督请求,因此驳回了债权人的再审申请。[11]我国《破产法司法解释(三)》第10条赋予了单个债权人在知情权得不到保障时直接向人民法院请求信息披露的权利,人民法院应当在5日内作出决定。这样的规定有利于强化法院的信息披露监督职责,同时也有利于提高重整程序的效率。相对于表决权、监督权等债权人其他权利而言,知情权是手段性权利,行使知情权本身并非目的,而是以行使其他权利为目的。对于债权人而言,知情权是前提,表决权是核心,监督权是保障。如果知情权被管理人或者法院剥夺,将会导致债权人的其他权利难以得到实现。[12]债权申报和债权核查阶段是进行后续程序的基础,只有对债务人所负债权债务有充分的了解,后续重整草案的制定、债权清偿以及对外募集重整投资人才能顺利进行。此外,除管理人的信息披露义务外,《破产法司法解释(三)》进一步明确了人民法院的监督职责,确保债权人及利害关系人在管理人怠于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时,能够及时获得所需要的信息。

三、重整程序中信息披露的时间节点和内容

(一)重整程序启动前的信息披露

在重整程序启动之前,相关主体可能存在申请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选择,因此,在企业濒临破产时,企业是否应当承担一定的信息披露义务,使得债权人能够及时了解企业相关信息,合理选择对企业的介入手段。我国企业破产法并没有对重整程序启动前债务人向债权人进行披露的内容作出规定。在实践中,常有债务人在经营难以为继时,选择性地向大债权人进行信息披露,以期获得新的融资或者为自身继续经营争取时间。如若最后没有获得预期效果,债务人不得不选择破产,对中小债权人及利害关系人权益无疑会带来巨大的损害。是否应考虑要求公司实际控制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濒临破产时告知债权人相关信息的义务?根据控制权转移理论,在公司资不抵债或者濒临资不抵债时,债权人成为剩余收益索取人和事实上的风险承担者,公司的控制权转移至债权人。[13]此时,公司相关经营人员更多的是为债权人利益为经营,那么债权人要求相关人员进行信息披露,具有逻辑自洽性和理论正当性。

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英国破产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就是当发现债务人有财务困难时,所有债权人应当相互合作,给予债务人一定时间,以便获得和评估债务人的信息。此时专门的调查会计师会收集公司详细的财务状况,并向债权人提交报告,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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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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